「經傳集解」的形成－杜預春秋左氏學析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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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名:	「經傳集解」的形成－杜預春秋左氏學析論
作者:	謝明憲
貢獻者:	文學研究所李紀祥
關鍵詞:	春秋;左傳;杜預;經學;三體;記事
日期:	2002
上傳時間:	2015-05-18 11:30:25 (UTC+8)
摘要:	本文的題目是「『經傳集解』的形成??杜預春秋左氏學析論」。從題目上來看，本文應該是由杜預的「春秋左氏學」來理解「經傳集解」的形成，這就使得何謂「杜預的春秋左氏學」成為必須追問的對象。然而，我們如果從《晉書．杜預傳》中來理解「杜預」，就會發現，《晉書》對於杜預的書寫，大致上分為兩個部分，其一主要在於事功上的描述，其二才是關於「杜預的春秋左氏學」，而且關於這方面的著作，也只是說明到了晚年完成的情形。史書上並沒有記載杜預為何要有《春秋經傳集解》之作，唯一有所說明的，就是在他幾部著作之間；其中，又以〈春秋左氏傳序〉解釋杜預的著作之意，最有系統。然而，在我們企圖藉由〈春秋左氏傳序〉，來釐清杜預的著作之意時，卻又發現，在六朝之際，關於杜預〈春秋左氏傳序〉之作，就有認為「經傳集解」主論「作經」或「作傳」的兩派說法。因此，在杜預身後不久，關於「經傳集解」的形成與意義，其實已經是眾說紛紜的情形；至於何謂杜預的「春秋左氏學」，則是更加不為人所理解。因此，本文的寫作脈絡，在第二章先藉由〈春秋左氏傳序〉的說明，來釐清何謂杜預的「集解」之意，並由此可知，杜預的「經傳集解」，其實並不是一種六朝經學風尚的結果，而是一種面對漢代「春秋左氏學」的反省。本文在第三章中，即藉由杜預于〈春秋左氏傳序〉中對於漢代《左氏》學者的批評，來說明杜預何以批評漢儒在理解《春秋左氏傳》上，出了問題。因此，在本章之中，所討論的重心在於杜預的批評，其批評的重心，在於漢儒在漢代解釋《春秋》時的侷限性。所以，諸如「獲麟」、「素王」、「王魯」等問題，就會成為杜預論述的重點。漢代的情形，其實可以識作杜預進行「經傳集解」的前提，因為有此前提，才會有《春秋經》與《左氏傳》實際上的解經情形，究竟應該是怎麼一回事的想法，因此在批評之後，當杜預在解釋經傳關係之際，就會產生「『經傳集解』的形成」。因此，本文在解釋杜預「『經傳集解』的形成」時，是以兩個部分進行說明的，在第一個部份中，也就是第四章中的內容，從漢末經學的改變說起。本文將荀悅的《漢紀》模仿《春秋》的情形，說明了漢末對於《春秋》經的態度，將此與杜預「經傳集解」之作進行比較，可以發現，杜預在論及「史官紀事之義」時，或有受到荀悅《漢紀》之作的影響；另從杜預在藉由「史官紀事之義」來判分《春秋》體例的情形觀之，「經傳集解」之作，或亦有受到荀悅《申鑒》之作的影響。然而因為漢末至於西晉的資料流傳不多，因此只能在作品的比較上，來說明《春秋》之義，是如何從漢末過渡到西晉之時；也因此，在說明杜預是為何必須「經傳集解」時，必須以《春秋長曆》與《春秋釋例》來進行說明。關於杜預何以要作《春秋長曆》與《春秋釋例》來解釋經傳的原因，其實關鍵在於史官「記事」之義上。因為「史官紀事之義」，《春秋》一經於是有了「三體之例」的區別，也因為有了「三體之例」的區別，在孔子脩成「一經之通體」時，也因為這三種「體例」的區分，而有了「義例」上的層次與顯隱。因此，本文在說明了荀悅關於「史官紀事之義」的論述之後，緊接著說明的是，「三體之例」的區別。「三體」指的是《春秋》一經的三種「體例」，前人往往因為孔子或周公的爭執，而將「三體」視為「義例」，其實不然，因此，本文藉由「非例」而言「三體」，並且說明《春秋》之所以有「三體」的區別，乃是因為史官「記事」之義的轉變，此點可由本文藉由《竹書記年》的論述中得知。然而，孔子《春秋》之作，乃是因為「記事」之義的轉變，這一點，已是漢代儒者的共識，不論在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等，都有關於這方面的說法。只是，漢儒在解釋孔子因為「記事」之義的轉變而脩《春秋》時，是以「魯曆不正」作為前提，這樣的情形，便導致漢儒藉由漢代的曆法來理解何謂「孔子脩《春秋》」，如劉歆的《三統曆》。在劉歆的《三統曆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，不論是《左傳》日蝕紀錄，或是歲星的紀錄，都成為《三統曆》引傳文來解釋經文的情形。就杜預而言，劉歆這樣的做法，不僅是充滿選擇性的解釋，也未能說明《左傳》與《春秋》的關係；因此，杜預將經傳曆日分年相附，各隨而解之，使之成為「經傳集解」的「經傳」狀態，反映在曆日之上的，就成為《春秋長曆》的情形。杜預作《春秋長曆》的用意，並不是在復原當時的曆法，而是在說明「經傳」之間的曆日情形，因此他認為這叫做「曲循經傳」，合「經傳」而為「一經之通體」，則「經傳」之間成為一種新的《春秋》經文形式，也就是「經傳集解」。「經傳集解」的形成，在於說明經文與傳文之間所存在的對應性，其中包含了「無經之傳」或「無傳之經」的情形；這兩種情形所表現的在於形式上的對應性，對杜預而言，更重要的在於意義上的解釋，也就是「義例」的問題。因此，杜預有《春秋釋例》之作，此作的產生，用意在於解釋「義例」的問題；因為《春秋經》有「三體」的分別，《左傳》在解釋之時，又有「先經」、「後經」、「依經」、「錯經」的不同，所以在辨析《春秋》「義例」之時，就會面臨經文體例與傳文解釋上的差異，而《春秋釋例》之作，也就在於將諸種差異，使之合於「禮經」。因此，在《春秋釋例》之中，以「微而顯」的五種「為例之情」，來解釋在「一經之通體」下的《春秋》「義例」的情形，並由此說明「經傳集解」的意義。綜上所論，「經傳集解」的形成其實是有其歷史脈絡的，杜預在遭遇這個脈絡之際，藉由史官記事之義論述《春秋》，而將《春秋》一經區分「體例」與「義例」來討論，由此可以了解「經傳集解」的必要性；以及杜預以經傳形式的改變，來說明經傳的意義，在經學史上也是有其獨到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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