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戰後小說場域結構與變遷(1945-199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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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tle:	台灣戰後小說場域結構與變遷(1945-1999)
Authors:	黃天賜 Huang, Tien-Szu
Contributors:	文學研究所吳秀瑾 Shiu-Ching Wu
Keywords:	布爾迪厄;小說;場域;慣習;文學史;台灣文學
Date:	2003
Issue Date:	2015-05-28 11:04:06 (UTC+8)
Abstract:	1999年舉行的「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」引發爭議，導因於戰後的小說場域發展的結構性因素。戰後小說場域缺乏足夠的自主力量，國民政府於是以多面向的方式介入文學場域，發揮了宛如法國歷史中沙龍的功能，並藉此造成一個他律化的文學場域位置，以達到政治場域的利益。反共╱懷鄉文學即是在這樣的脈絡中發展出來。但50年代仍有其他的場域位置，雖然暫時性地處於被支配的狀態。　　　一直到具有「為藝術而藝術」的現代派小說家出現，尋求區隔的秀異力量出現，通俗文學也才漸漸進入通俗文學的位置。言情小說、武俠小說、歷史小說與純文學意識的文學作品產生了不同的讀者群，也產生了不同的美學要求。瓊瑤一開始還能以《窗外》在文學場域中與批評家對話，然而當言情小說的位置成立後，這樣的對話也就不再。　　　「為藝術而藝術」的場域自主性指標，首先面臨的第一個合法性衝擊來自於鄉土文學對於「為人生而藝術」的要求。在繼承的雙源性歷史結構中，這樣的紛爭並沒有取得攏斷權的一方，然而在70年代的歷史環境中，加上中時副刊對於報導文學的推行，使得「為人生而藝術」的合法性終於超越「為藝術而藝術」，寫實主義美學支配現代主義思維。而經過語言資本貶值的本土作家，在寫實主義美學觀中，外省作家精熟文字的資本亦遭一定程度的貶值，而寫實要求直接感官觀察的標準，亦有利於他們一直以來描寫斯土斯民的敘事經驗累積。　　　這樣的美學合法性卻因為經濟場域造就80年代中產階級的成形，以及農村經濟在社會轉形中文學失去著力點，因此拋開寫實主義的道德壓力成為80年代整體性的發展指標。然而這樣的合法性轉變，卻是同時由二方進行，一是通俗資產階級的品味，一是「為藝術而藝術」的再復甦所形成的小說形式革命。在某個短暫時期他們是合併進行的，原先純文學作家所進行的中產階級品味實驗，很快就尋求秀異的區隔，使純文學更加精純，致使布爾迪厄定義中以同行作家為市場的純文學場域終在90年代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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